丘成桐先生是享譽世界的數(shù)學家，曾攻克過多個數(shù)學難題，并獲得菲爾茨獎等多個世界級的數(shù)學大獎，其學術成就在世界上受到公認。在美國，他不僅提攜中國的學術后輩，而且培養(yǎng)了多名杰出學生。在中國，他成立了清華大學丘成桐數(shù)學中心，在“不拿一分錢”的情況下，以一己之力大大提高了清華大學數(shù)學系的水平。此外，他還在其他大學組建了數(shù)學中心，為整個中國的數(shù)學發(fā)展做出了杰出貢獻。
丘成桐先生對人才培養(yǎng)與學術發(fā)展，也有著獨到見解。他認為：大學問來自于生命深處爆發(fā)出的精力，好的科學家，恰恰需要興趣，恰恰需要人文科學的滋養(yǎng)和啟發(fā)。在他看來，中國真正為興趣而做學問的人少之又少，中國家長和學生更熱衷于出國和賺錢，缺乏“非解決一個重要科學問題”的狂熱。
本文為燕京書評對丘成桐的訪談，群學書院轉自“學人Scholar”微信公號，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，特此編發(fā)，供諸君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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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訪丘成桐
來源 | 燕京書評、學人Scholar
01
大學問來自于
生命深處爆發(fā)出的精力
問：你曾經建議教育部門，選擇一些名人傳記、數(shù)學科普書作為學生必讀書；作為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，在國內也廣為人知的數(shù)學家，這也是你寫自傳的原因之一嗎？
丘：這是原因之一，希望我生平念書的經驗，對于年輕的學生會有些幫助?，F(xiàn)在很多學生家里還算小康，他們沒有什么道理念不好書，一些同學卻往往抱怨念書困難。我出生于一個窮人家庭，在數(shù)學上也算是有所貢獻，希望學生知道讀書遇到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，他們在學業(yè)上也可以出人頭地。
對于有志于學的年輕人來說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：要做一個真正有學問的學者。不僅僅要考試考得好，還要對學問有興趣才行——我一輩子都對學問有興趣，所以不怕困難，就算是有困難也能夠克服。我對學問的濃厚興趣，讓我畢生受用不盡。
很多學生讀書的唯一目標就是考試時拿到好的分數(shù)，而一般的學者的目標則是趕快去拿個頭銜，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譽，這些都不是做學問的主要目標。中國有不少學者的學問還是不錯的，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師還是有一段距離，大概是因為他們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，所以終究不能成大器。
問：你認為，多讀幾部科學家傳記、數(shù)學科普書，培養(yǎng)學生的興趣，要比參加奧賽訓練更重要。你在自傳中也提及，有的大陸學生很聰明，也很有數(shù)學天分，但后來改行了。那么，你是強調“好之者不如樂之者”嗎？就你自己的親身經驗和教學觀察，這一點是否明顯？
丘：“好之者不如樂之者”，這一點很重要。你受到啟發(fā)，會花很多功夫，去思考，去用功。如果對學問沒有興趣，勉勉強強懂一點點基本知識就以為夠了，不會用生命深處爆發(fā)出來的精力去研究學問，很難成就大學問。有人很有錢，他還是喜歡冒險，爬很高的山，因為他覺得爬山挺有挑戰(zhàn)感，就是要爬。美國一些有錢人喜歡去太空冒險，自己花錢去做太空船，賺不賺錢他不見得在乎；他覺得去太空夠刺激，他有興趣；假如沒有興趣，他不會去做這些事。很多大學問，都是因為研究者有興趣做出來的。
二十世紀最出名的生物學大師沃森寫了一本書，敘述他和他的同伴怎么發(fā)現(xiàn)DNA的過程。開宗明義就說他當時很年輕，不到22歲就想去解決生物學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，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結構。他認為他可以找到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，他非要將它做出來不可，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這個問題上面去了。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，花了很多功夫，終于在幾年內做出來了。當時，和他競爭的對手是諾貝爾獎得主珀倫，他也不怕， 他和他的朋友搶先完成了這一研究。
沃森雖然只是很年輕的剛畢業(yè)的學生，但敢于闖敢于做大事，因為他覺得人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揭示生命的結構，他認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會讓他青史留名。我想他做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沒有想過要拿諾貝爾獎，而是很狂熱的投入，非要將最重要的結果做出來不可。
我坦白講，在中國年輕的科學家，很少愿意把全部精力放進去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，而且非要解決它不可。大部分中國小孩子很少有這個狂熱，他們考慮的是要出國要賺錢。
02
人文學能夠形成
科學研究的感覺
問：你在自傳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詩詞，比如，王國維描述做學問的三重境界、屈原的詩句，包括書后所附你創(chuàng)作的古樸典雅的《中華賦》。你還說，《紅樓夢》中的愛情主線讓你感動，階級沖突使你產生了切膚之痛，而這部小說的結構影響了你對數(shù)學的看法。這似乎是說，你早期受到的人文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于你的數(shù)學研究，或啟發(fā)你數(shù)學研究的靈感。實際情形是否如此？
丘：一般來說，一個好的科學家都會受到人文科學的影響。但是，每個學者開始做學問時，都會花很多時間去學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。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礎的路，再走一段其他人沒有走過的路。我們在走沒有人走過的路時，往往要做一些決策，這個決策受到人文科學很大的影響。在三岔路時，要選擇走哪條路才比較豐富，得出更好的成果？人文科學帶給你的修養(yǎng)，往往給你一個很重要的支持。
我們爬山爬到半路，遇到困難時，我們會不會放棄？這是個很重要的決定。做學問時，往往要走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，我們走到半路時會不會不放心？這個決策是很重要的。爬過一座座山后，你是不是繼續(xù)走這條路或是走另一條路，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決定，因為有可能走下去，會到盡頭了，要知所進退。但有時候，你曉得路徑是對的，走過去還會有很豐富的前景，后邊盡管有風險，你還是要往前走。
1979年，丘成桐游覽北京頤和園
做重要的決策不見得是科學的，往往由一種感覺來決定——你對學問的感覺或是你對大自然的感覺，對你的研究極為重要。你的感覺對不對，能不能帶給你好處，對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。這個感覺往往是從小訓練出來的，是我們和大自然交流得出來的結果。為什么呢？因為詩詞也是我們心靈跟大自然交流的一個渠道，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，對科學就有感覺。做決斷的時候，一個好的科學家跟第二流的科學家往往不一樣，沒有什么特別原因，和科學家受到哲學的培養(yǎng)，對學問的了解都有關系，不是完全孤立的。假如沒有這方面素質的培養(yǎng)就做不好，這些都不是科學的決定，怎么往前走，和人文的修養(yǎng)有密切的關系。
無論在歷史上或者文學上，都有很多人類寶貴的經驗記錄下來，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，他決定要向前沖，去攻打匈奴單于，為什么他敢？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，有些人會怕，因為從來沒有人在大漠上奔馳千里去攻打匈奴，但霍去病決定要做，結果打了勝仗，但不是會打勝仗。他開始時不見得清楚，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覺，他要知彼知己，也要曉得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。這種種經驗都是訓練出來的，不是隨便得到的。
北大也好，清華也好，有些小孩子志氣大得很，他說我要解決大問題，否則我就不算偉大。話很動聽，但他有這個能力嗎？他可能根本沒有這個能力，夸口可就沒有意思了。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瑪峰，赤手空拳就準備去爬，這不可能的事。對吧？總要拿一大堆工具。
這些都是人生的經驗，所以人文的修養(yǎng)輔助上科學的修養(yǎng)。歸根到底，最重要還是要學習基本的工具，不懂加減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積分，就像你爬山的時候沒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，你想爬上珠穆朗瑪峰是不可能的。
03
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
都很重要
問：你的父親丘鎮(zhèn)英是早稻田大學碩士，他嚴格要求孩子們努力讀書；你的母親念完了高中，在你父親去世之后拒絕了你大舅讓你去養(yǎng)鴨的建議，在最艱難的時候仍然激勵你努力讀書。雖然你后來的成功有很多因素，比如薩拉夫的幫助、陳省身的指導等。但我覺得，這種家庭教育的理念會激勵一個人努力學習。你對此有何體會？
丘：對，這確實重要。我父親是有學問的學者，他重視的是教導我一個學者應當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去做一個商人。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，他們期望自己的孩子長大后能夠賺錢，不在乎孩子學習到什么新的學問，也不在乎孩子對大自然有什么了解，也不在乎孩子在學術上有什么貢獻，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后一輩子無憂無慮，能夠過著好的生活，無災無難到公卿！——這就是一般中國家長的愿望。
1941年，丘成桐的父親丘鎮(zhèn)英和母親梁若琳的結婚照
很多小孩子都會迎合家長的要求，他們明明對某些學問有很大的興趣，但他往往會受到家長的影響，慢慢地也不會把這些興趣看得重要。畢竟人在年輕的時候，思想還沒有穩(wěn)定下來，會受到大人的影響。大人往往勸導你感興趣的這些東西念了也對你以后沒有什么好處，甚至對社會沒有什么好處，你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趕快去念金融，研究投資，以后可以開公司，小孩子聽多了就很容易改變態(tài)度?，F(xiàn)在媒體常常描述，某一個商業(yè)成功者怎么賺到第一桶金，怎么成功創(chuàng)業(yè)，電視、廣播、報刊、互聯(lián)網天天講這些事情，所以小孩子就不會覺得念書本身有價值，對學問的興趣也少了很多，因為他不認為做學問是一個高尚、高雅的活動。
每一個時代有不同的想法，每一個團體也有不同的想法。假如你在唐朝的時候，你會覺得寫詩寫得好，是件很風雅的事，現(xiàn)在我們的社會認為做生意重要，所以有不同的風氣?？尚椅腋赣H跟我母親從來沒有認為念書是為了賺錢的，就算我家里最艱苦的時候，他們也沒有說我以后要賺大錢，甚至沒有要求我賺錢來維持家計，他們覺得我好好地念書就一定有前途，不用管其他的事。
我父親在世的時候，因為小孩很多，他工作很辛苦。當時，我父親一年的薪水才2000塊港幣，一個月的房租是100塊錢，剩下的錢就很少了，但他還是維持下去，堅持我們要念書，他覺得念書很重要。同時，我父親搞哲學，他常常會把學生召集到我們家里來討論學問，這種做學問的態(tài)度跟風氣對我影響很大。
我母親在我父親去世以后，希望我很快成長。因為生活很艱苦。但是，就算在生活艱苦的時候，我母親也沒有要求我去念電子工程或者金融，她覺得我念數(shù)學也沒什么不好，只要我喜歡，只要成才，懂得這門學問，她就覺得很滿足。
這對我很重要，讓我有膽量去念一般人家認為不重要的科目。我中學的時候，大部分同學都想念電機工程，我就對數(shù)學有興趣，這是我父母對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，放任我去念我喜歡的東西，使我一生受益。
問：你就讀的香港培正中學“數(shù)學老師尤其突出，絕大部分水平奇高”，你還特別提到老師梁君偉非常棒。而培正中學也出了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、七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、數(shù)學家蕭蔭堂和你。由此可見，高質量的教師對于學生的重要性。在中國，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平衡，絕大多數(shù)中學的數(shù)學教育都達不到培正的水平。在中學數(shù)學教師的培養(yǎng)上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丘：教學的質量和教師的素質，跟學校得到的投資有很密切的關系。當年我念培正中學的時候，中學由美國浸信會支持，有不錯的經費。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，教會就不大支持培正中學了，經費主要由政府付出，政府就管了很多事情，要培正跟其他比較差的學校看齊，要遵守政府定下來的規(guī)矩。當年我們念培正的時候，很多課都是其他學校不教的。我們的老師很好，能夠教很多與眾不同而有趣的課程，這對我們學生影響很大。
中國的小學教育，從前經費是不夠的，現(xiàn)在比較好了。中學教育也開始大改變了，不是從前的光景了。20年前中國的中學教育實際上是不行的，但現(xiàn)在有很多很不錯的中學，比從前好多了。所以，教育的發(fā)展跟經濟還是有很密切的關系，現(xiàn)在政府也愿意投資教育。同時，政府對中學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松不少。當年香港政府對培正中學管得不多，主要是學校自己管理，比較自由。薪資高了，老師也愿意多花功夫去教學生；如果薪資不夠，學校請不到第一流的老師，素質就不大行。
老師的報酬太高也不見得是最好的事，但一定的水平總是要有的。假如一個老師要花全部時間教學生，他家里挨餓是不行的。如果老師的薪資太低，不能解決家里的基本生活開支，他怎么可能安心教書呢？這是現(xiàn)實的問題。我老家在廣東蕉嶺縣，我第一次去時，窮得一塌糊涂，中學、小學都不行，現(xiàn)在的教育質量慢慢提上來了。
04
為興趣而做學問的學者
在中國并不多見
問：在哲學史上有一個故事：有一天，古希臘哲學家和數(shù)學家泰勒斯夜觀天象，一不小心掉到一個坑里面。這個時候路過的婢女看見了就哈哈大笑說，你連地上的事情都沒有搞清楚，就要去研究天上的事情。泰勒斯對這個事情耿耿于懷，他通過觀察天象，發(fā)現(xiàn)來年的橄欖會大豐收，于是就提前把當?shù)厮姓ラ蠙煊偷臋C器全部租下來，到了來年橄欖果然大豐收，他就把這些機器租出去，賺了一大筆錢。你在自傳中描述了兩個類似的故事：石溪大學數(shù)學系主任吉姆·西蒙斯1972年在股票市場斬獲不小，后來投資基金賺了數(shù)百億。美國人威廉·本特利用自己在計算機上的專業(yè)知識在拉斯維加斯二十一點賭博桌上賺了很多錢，1984年到香港后利用計算機預測馬匹名次，不久之后每星期收入超過百萬美元。盡管你自己純粹是為了在數(shù)學中“追求心儀領域中蘊藏的真和美”，但古今學者們異曲同工的故事似乎表明，那些看似“無用之用”的學問，似乎也有非?！皩嵱谩钡囊幻妗Ｗ鳛閿?shù)學家。你怎么看？
丘：數(shù)學家也是一個普通的人，他需要社會的支持，需要有一定的資產，否則就不能維持生計，這是一個基本的衣食問題。
我那個朋友、石溪大學數(shù)學系主任吉姆·西蒙斯賺了幾百億美金，但他是個很出色的數(shù)學家。他和我相當熟悉，他一輩子喜歡數(shù)學。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對數(shù)學的興趣，但他也喜歡錢。他今年84歲了，但他還在研究數(shù)學。坦白講，他現(xiàn)在這個年紀做數(shù)學，就算花很多時間，也不見得能夠得到第一流的前沿結果。但是，他就是喜歡數(shù)學，他還在花很多功夫去研究數(shù)學，這是美國人可愛的地方。
吉姆·西蒙斯，世界級數(shù)學家
我去年暑假時做過一個演講，他很感興趣，就給我寫封信說，這個問題我有興趣，很想跟你談談。我嚇了一跳，因為他80多歲了，不要說是做生意的人，一般的老人到了80歲的時候，應當不大做數(shù)學研究了。我沒有想到，他有很好的想法——不是普通的想法。所以，我很佩服他，他是真的為學問而做學問，其實他現(xiàn)在做研究無論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，他的生活都無關緊要，他生意已經做得很大了，也做了美國科學院的院士。所以，他不再需要額外的功名利祿，但他愿意花時間在數(shù)學上。在中國，這種為興趣而做學問的學者，實在不多見。
做數(shù)學的研究是比較困難的，如果離開時間太久，中間有很多重要的工具不一定能夠記得住。除了吉姆·西蒙斯，我有一些美國朋友有這個能力。例如剛才你說的威廉·本特，我蠻喜歡他，但他用數(shù)學方法去賭博唯一目標是為了賺錢。另外，數(shù)學確實有非常實用的一面，任何有規(guī)律的東西都需要數(shù)學，賭博也好，工程也好，物理也好，都要用到數(shù)學。
問：1973年8月，你曾經認為自己推翻了卡拉比猜想，其后卡拉比給你去信，希望你把思路扼要地寫下來，你費了兩個星期發(fā)現(xiàn)無法證明，于是做了一百八十度轉彎，證明卡拉比是正確的，并于1977年發(fā)表簡略版本，1978年發(fā)表詳盡版本。這種“大逆轉”在數(shù)學研究中很常見嗎？
丘：這要看學者的思想有多成熟。我有能力做這個問題，是因為我在幾何和偏微分方程這兩個不同的學科都有相當?shù)挠柧?，所以我在兩方面都比別人成熟一點；很多人做這個問題時，只懂一個學科的工具，不夠全面，在決定這個問題能做還是不能做時，有一定的困難。當時我以為這個猜想不對。我在花了很困難的長久思考后，才覺得從前的想法是不對的。但是，其他幾何學家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會遇到困難，這包括卡拉比本人在內，因為他們都沒有學過微分方程，沒有這門學科的感覺。所以，做數(shù)學研究，感覺、修養(yǎng)很重要，我當時有微分方程的修養(yǎng)，感覺到卡拉比猜想可能是對的，所以日以繼夜地去思考，但就是這樣也花了三年功夫才能完成，不容易的。
重要的科學成果的發(fā)現(xiàn)大概都會是這樣子，你還沒有發(fā)現(xiàn)真理的時候，你可能覺得它是對的，但又發(fā)覺它可能是錯的，翻來覆去的考慮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因為你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，所以當時要大膽嘗試，要向前沖。這樣的事情就好像哥倫布發(fā)現(xiàn)新大陸的光景，他從西班牙向西航行，他不知道會遇到什么，他出航用的也不是很大的船，海上風波大，但他不怕。做數(shù)學研究，問題就是你心里有多大的好奇心，有多大的決斷力，有沒有畏難，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，你得有計劃有信心的要去做。做學問，常常會發(fā)現(xiàn)我們需要有計劃去找有意義的問題，找的時候我不曉得是走哪條路才對，這是最困難的時候。
05
中上游的學問不可能
用量化標準進行衡量
問：任正非曾經透露過華為擁有700名數(shù)學家，而你對此表示質疑，說這700人最多只能稱為數(shù)學工程師，那么，純理論數(shù)學家和數(shù)學工程師的意義、價值和重要性各在哪里？
丘：華為這些數(shù)學家，無論是純理論數(shù)學家也好，應用數(shù)學家也好，這些人我都沒有見過。其實我很尊敬任正非，他為中國做了大事。但是，我估計在中國大陸，能夠做好研究的數(shù)學家不會超過一兩千個人。我來中國大陸很久了，一生研究數(shù)學，還沒碰見過華為的任何一個數(shù)學家，所以人家問我的時候，我才有這個反應。?
問：你認為，現(xiàn)在中國的學術界非常浮躁并且混亂，每年公開發(fā)表的論文也更像關系到考核標準以及評職稱的一項作業(yè)，所以基礎研究越來越被忽視?，F(xiàn)在很多院士都是在敷衍做事，為的不再是研究本身而是獎金補貼。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批評現(xiàn)行的學術體制，認為用量化標準來考核學者的做法很荒謬。綜合你在美國和中國大學的執(zhí)教經驗，你怎么看這個問題？
丘：當一個國家的學問還未轉型的時候，可以用量化來作為衡量的指標。比如，以中學生，小學生為例，你會不會加減乘除，會不會解一次方程二次方程，那是很容易搞清楚的，很容易量化。你不會做這個試題，就表示不懂。
但是，現(xiàn)在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比較原始的狀態(tài)。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，中國的數(shù)學水平不高，可以用一定的量化方法作為衡量標準。當國家數(shù)學的水平提高很多以后，就不適合用一般的量化標準來考核，我們要研究的是大自然里深奧的問題，要走的是其他科學家以前還沒有走過路。我先走了兩步，其他人可能完全沒有搞清楚我做的學問，因為這是新的問題。那你怎么量化？所以，中國假如真的要做第一流科學研究的話，不能夠單靠量化的方法來衡量學者。
中下游的學問可以用量化方法來決定，中上游的學問不可能用量化方法來決定。量化有它一定的好處，但你要知道中國的數(shù)學程度不再是中下游了，我們要做第一流的學問，要向上看。
問：按照你在自傳中的描述，1941年華羅庚獲得了國家科學大獎，但是陳省身和他住在一起，自此，“紛爭容易形成，但難以化解”，而兩人的矛盾在他們的弟子、甚至再傳弟子身上仍然延續(xù)，并且和你產生牽連；1980年，吳文俊的一個學生和你產生了激烈爭吵。應該說，這些矛盾影響了學術的發(fā)展。在你看來，矛盾的根源是什么？
丘：我在香港長大，我跟華先生跟陳先生當年沒有任何關系，后來陳省身先生做了我的導師，我才和他有師徒關系。但是，我也學過華先生的著作，所以我對他們都很尊重。從感情上或者從數(shù)學上，我跟華門弟子沒有什么矛盾。但是，他們?yōu)榱撕芏嘈∈虑?，吵架吵得一塌糊涂，直到現(xiàn)在——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我認為，根源在于個人把名利看得太重。像數(shù)學大獎也好，院士也好，不過就是為名為權為利，我個人看重的是對學問的追求。
THE?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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